關于法律與科技的結合，很多事情不為人知但確已發生：

　　明星熱搜數據已接入了北京市朝陽法院的審判系統，為法官審理肖像權侵權案件時提供判賠金額的參考；

　　國內公安機關已經建成了除電信運營商之外最大的行業專網，截至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的基層公安所隊都已實現網絡連通；

　　傳統信息服務商湯森路透2018年出售了金融和風險部門的控股權，已成為一家純粹的法律科技公司，如今已實現扭虧，市值超過350億美元。

　　“2016年時美國的法律服務市場規模已達4000億美元，中國市場目前并無權威統計，我們認為市場規模在千億人民幣左右，相比美國市場，還有非常大的差距。”在9月8日舉行的法律科技大會上，中信證券高級分析師劉雯蜀說。法律科技大會由北京華宇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主辦。

　　“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相應的法律服務的需求也會不斷地產生。同時隨著經濟活動的復雜化，比如并購交易，新型公司不斷地產生，法律服務的復雜程度也在提升，所以對于新的法律服務的訴求也更強。”她說。

　　同國外的場景不同，中國的法律科技產業正隨著公檢法司等政法機關，以及市場監管等部門的大規模信息化建設而爆發性增長。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正在深刻變革司法、執法行為，也將法律科技行業帶進了一片藍海。

　　全球法律服務市場速增

　　在全球范圍內，法律科技行業都迎來了快速發展。

　　劉雯蜀介紹，2016年第四季度，全球大概有27個法律科技公司獲得了投資，這是在2011年有統計數據以來的一個峰值。

　　在2018年，整個法律科技行業的融資總額有了7-8倍的增長，達到了16億美金。而在過去的2011年-2017年，整個法律科技的累計投資也沒有超過10億美金。

　　“在整個投資結構中，可以發現單個公司的投資額度越來越大，而且投資標的更偏向于后期公司，我們統計了在2018年獲得投資的3家公司，分別成立于2004年、2000年和2003年，都是一些比較老牌的法律科技公司，可以看出它們在不斷試錯中走了出來。”劉雯蜀說。

　　法律科技行業的商業模式被認為比較穩健。數據顯示，湯森路透、愛思唯爾、威科集團三家頭部公司的法律服務年收入已經達到50億美金，且年波動小，還保持小幅增長。

　　他們的商業模式是訂閱制，用戶按年付費，從而保證了收入的可持續性。由于收取預付款，法律科技公司的現金流狀況也非常好。

　　美國法律科技市場的重要基礎是135萬名律師，在美國，每萬人就擁有41名律師。而在中國，目前只有42萬持證律師，相當于每萬人3名律師。

　　但在中國，法律科技市場有另外的故事。

　　面向政府的法律科技市場

　　“法院現在已經不可能離開科技，如果離開了科技，我們將寸步難行。”在法律科技大會上，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許建峰說。

　　國內法院每天生成的幾萬篇法律文書中，有幾千篇事務性文書是由人工智能一鍵生成的，而幾乎所有的生效裁判文書都實現了一鍵上網，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

　　“這可以減輕我們的法官30%到50%的案頭的事務性工作。法院離開了這些高性能的軟件，我們很多干警的工作量將會成倍增加。”許建峰說。

　　以朝陽法院為例，2018年法官人均審案645.3件，今年前9個月，人均審案數量已達到405件。整個朝陽法院有12處辦公地點。如果沒有信息化和人工智能，司法效率可想而知。

　　其他機關同樣如此。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信息化應用工作指導處張煒琛介紹，公安民警辦案基本上都是往各個地方跑，提捕了要往檢察院跑，報訴了要往檢察院跑，連換個押也要拿著一張換押證從檢察院再往看守所跑，等到案件最終判決了，還要跑去法院把判決取回來。

　　這些都需要信息化技術予以破解。在政法委牽頭下，政法機關跨部門的信息平臺建設已經啟動。比如浙江省由刑事案件辦理處于“中間環節”的檢察院牽頭，在2017年上線了一體化辦案系統，打通公檢法司數據。截至今年7月，系統流通的案件數量超過10萬件，數據交換29萬余次。

　　在朝陽法院，開發了肖像權侵權、汽車金融糾紛、民間借貸糾紛等類型案件的智能審判系統，通過對類型化案件提取審理要素，提高審判效率。僅僅肖像權侵權案件，就使審理時間評價縮短50%，類案不同判現象減少70%。

　　從解決方案到平臺運營

　　正因為此，面向政法機關、執法部門的信息化建設成為一個前景廣闊的產業互聯網場景。華宇、騰訊、阿里、科大訊飛等公司均已布局于此。

　　在法律科技大會上，北京華宇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黃福林發起了構建法律科技生態的倡議，“希望與法律科技各方參與者一起構建一個一體化法律服務平臺，這個平臺會融合5G、AI等高新技術，成為連接全領域、全場景的法律科技網絡，也將成為支持新時代法律服務的基礎設施” 。

　　一個共同的趨勢是，國際和國內的法律科技玩家，都在由數據供應商轉向解決方案供應商。比如湯森路透收購的萬律網，是一家老牌法律信息數據庫，目前已基于此開發了法律實操指南等解決方案服務。

國內的法律科技服務商也大多是“半路殺出”，這包括已成立18年、由政務信息化供應商轉型而來的華宇公司，以及剛剛宣布進軍產業互聯網的騰訊等。

　　目前，華宇與阿里云、華為等幾十家供應商已經合力推出了多種法律科技生態解決方案，包括智慧審判解決方案、法律人工智能平臺解決方案、基于云和AI的法律智能終端和法律視頻云解決方案等。

所不同的是，國內的法律科技供應商將目光盯向了平臺運營。比如騰訊提供支持的中國移動微法院，即可令當事人在微信小程序上完成從立案到執行的訴訟全部環節。

　　“法律科技生態的特征之一是全場景，在立法、執法和司法，以及在公民用法、守法環境里面，我們都有若干的服務，它不是孤立的，它應該是連接的，它也能夠是立體化的、協同的。”黃福林說。

但目前，法律科技還只是上千億規模的法律服務市場中的一小塊，問題是，AI驅動的法律科技，會否顛覆以律師服務為主的傳統法律服務市場？

　　德國布塞留斯法學院法律職業中心創始人及高級研究員、德國律師協會專業監管委員會主席Markus Hartung認為，“今天法律科技的服務是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服務顧客和企業，現在操作起來非常簡便，通過整合相應的服務，你甚至不需要去當面拜訪律師。在B2B的模式下，大家可以提供在線的服務，當事人可以用自助的服務，企業也可以以更簡便的方式來參與其中，這將是法律發展的一個未來。”

　　但北京市中銀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李征認為，“人工智能能幫助律師提高服務水平，但是完全取代律師的可能性還不大。法律最重要的是經驗而不是邏輯，比如刑事案件如何量刑，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條文的適用，刑罰還會考慮案外的因素，這不是邏輯能解決的問題。”